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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50年代，就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东方沙俄鏖战于克里米亚之际，以洪秀全杨秀清为代表的太平天国与大清帝国也开启了一场南北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者，并非是英法或者沙俄，而是获取了日不落帝国控制权的文官集团。

同样，大清帝国也与太平天国在战争中迎来了双输，新崛起的汉族官僚集团成为了最终的赢家，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他们一步步夺取了封建制度巅峰的大清政权。

亚欧大陆的两侧，全球GDP最大的两个国家，在战火中萃取“新阶层”并非偶然，在遥远的美洲新大陆，引领下一场百年未有大变局的美国，其资本集团也在南北战争中应运而生。

这背后，是工业革命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极大的提升了生产力，也深刻改变了政府这个暴力集团的收入方式，进而不断的推动体制的变化。

在过去，政府向农民收取农税，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为了保证足额收取，就不得不建立起庞大的征收体系，并承担数倍于农税本身的征收成本。

在收税的过程中，又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征税利益集团，导致政府需要养活的“税吏”越来越多，不断趴在农民身上吸血，最终古代王朝在一次次农民与官僚体制的内卷中不断的毁灭与重生，也算是另一个维度的历史周期律。

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人类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工商税逐步取代了农业税成为各国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游戏规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工商税的征收成本不足农业税的十分之一，而且还有着不断增长的预期，巨大的优势推动着西方的封建制解体，在无形的手的引导下，高效廉洁的文官政府逐渐将追逐稳定的皇权取代。

与此同时，工商税为暴力机关提供的强大税收，也使得各国政府敢于将矛盾诉诸于武力，一系列的战争连绵不绝，以至于爆发了毁灭无数生产力与财富的两次世界大战。而生与死之间的博弈，也让职业化武官们逐步取代了世袭勋贵。

无论是征税体系还是全面战争，都是一套系统性的工程。依赖于基因层面的顶尖人士驾驭，科技的突飞猛进带来的变量，也给了工业革命以来，一代代人依靠学习和奋斗，打破封建体制改变命运的机会。

无论是美国红脖子选出退全球的特朗普，还是英国红脖子选出退欧盟的约翰逊，亦或者俄罗斯的普京率领着沙漠王子们退出新能源。一方面，他们就像十九世纪50年代的沙皇俄国和太平天国，代表着封建保守和落后，另一方面，他们的不满与发泄，也象征着工业时代的规则走到了尽头，矛盾变得不可调节。

未来，需要相比于工商税更为优秀的新税源机制，也需要一批人能够打破工商税时代建立的官僚体制，以符合新一代的生产力。

回到我们的中国，正在形成两个路线的分化，一部分依赖土地财政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城市，逐步开始收取工商税和新的税种，另一部分还没有真正完成工业化的城市，仍然收取的是城市版的农业税。

譬如不少的三五线城市，为了收取足额的税金，不得不向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等包税人支付税金以外的巨额成本，并在70年税金一次性提取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冗余无度的官僚机构。

这些官僚机构在利益集团的捆绑下，又不得不抄高房价以从民众身上获取更多的税金，形成了土地财政的恶性循环。

一些地区的烂尾楼、银行存款消失并非偶然，因为这些地方的部分领域，已经被“张公子”、“周公子”们控制的封建集团所垄断，他们在用极其传统的方式，打着国家的旗号在为家族榨取税源。

而无论是张公子还是周公子，他们或逃离或被围观，他们的集中出现并非偶然。

背后都是一场新的“克里米亚战争”，强大的民意，都在驱动着政府与经济结构进行着顺应时代的改变。

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纵观每一次全球的百年大变局，归根结底都是生产力在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看不见的手都会视万物为刍狗，让阻挡生产力发展的群体湮灭，让顺应生产力发展的群体崛起。